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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积极探索新的研究方法和手段。从当前的发展趋势看, 欧美政府决策部门对智库决策服务的需求日益增加,促使智库不断采用新的研究方法, 例如系统分析、预测技术、调查方法、定量分析等。欧美智库十分重视研究方法的创新和改进, 像美国兰德公司成立以来发展和完善了一系列新的研究方法和预测技术, 如德尔菲法、线性和非线性规划、成本效用分析等。他们还建立了一整套称之为“兰德式理性程序”的思考方式模式，并发展出一系列可操作的结构化、程序化的研究分析工具和方法，并已被美国联邦政府广泛用于军事预算和联邦政府预算的编制。

二是配备现代化的技术手段。信息技术的发展对智库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其提供了许多新的研究方法与手段。尤其是近年来计算机软硬件、网路、通信以及大数据等技术的飞速发展,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建立起来的分析方法和手段使智库有了强大的技术支持。例如美国兰德公司为研究人员提供了一系列公用数据库, 并且公司配有一支由众多程序编制人员、系统分析专家、工程师和操作员组成的技术队伍, 大量运用计算机来处理各种复杂问题, 从而极大提高了兰德的研究质量和工作效率。

三是重视内部和对外的交流研讨活动。欧美智库积极采取各种措施进行内部和对外的信息交流活动。例如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每周举行一次研究员会议，由每个研究员报告其论文的主要观点, 其他人以此开展讨论。会议还讨论当时国际上发生的重大问题、热门问题或战略研究领域出现的新问题、新概念等。此外，每月还举行2-3 次内部会议, 邀请来自各国的政府首脑、高级官员、著名学者和记者等作报告, 涉及世界各个地区、各个不同领域的各种问题。这样可帮助研究人员熟悉各方情况, 把自己专业同当前形势结合起来, 不断开拓思路, 深化自己的研究成果。

四是多样化的研究经费资助机制。目前，欧美智库的资金来源已形成多样化格局，有些还明确规定各资金所占的比例份额。智库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拨款、社团捐助、出版物收入、会员收费、培训收入等。基金会是目前欧美智库获取资金的主要来源，智库通常会成立专业核心研究团队去吸引基金会的支持。政府直接支付是智库经费的又一重要来源。如兰德公司的很多合同是与美国政府签订的。此外，智库还通过个人捐赠、公司赞助以及提供咨询服务等方式来获取资金。

五是采用多种形式的产品宣传和成果推广。研究成果的广泛传播, 能够加强智库与学术界、新闻界、实业界以及官方联系, 从而扩大智库的社会影响,提升智库的声誉。像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除了向客户提供产品外, 还通过听证会、政策评述、媒体采访、报纸书籍、国际会议、互联网等方式将研究成果公布于众，定期出版《布鲁金斯评论》、《宏观经济》、等刊物。法国世界经济研究所每年都会举办约50场次的各种研讨会、论坛、年会，其研究成果包括研究报告、专著、专题研究报告、政策分析报告等，都会在国际知名专业期刊发表，如《国际经济》、《经济研究评论》、《银行与金融业》等刊物，极大地提升了自身影响力。

六是以影响力作为核心追求目标。欧美知名智库机构普遍将提升社会影响力、公众知名度及政策参与度作为智库的追求目标，而不是将实现商业价值作为其目标导向，并以影响公共政策及实现社会价值作为吸引高端智库人才的重要手段。如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近年来重点研究核时代日益复杂的国际关系、军事冲突和国际安全，旨在促进合理政策的制定和采纳，构建文明的国际关系体系，为政府部门提供战略对策建议。在世界范围颇具影响并有“军事达沃斯”之称的“香格里拉对话”即由该所牵头举办，每年都会吸引25-30位各国现任国防部长和军事要员参加。

七是以专业特色巩固智库生命力。欧美知名智库的研究选题非常宽泛，研究范围可以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安全、文化、教育、卫生、国际贸易、社会管理、能源与环境、科学技术等领域，但必须注重按照自身所具备的专业条件来选择研究领域或服务对象，并在特定领域打造其核心竞争力。如德国席勒研究所则一直关注世界经济的融合问题，并于1991年提出建设“欧亚大陆桥”的设想，该设想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八是以高端人才夯实智库竞争力。具有重要影响的欧美智库，常驻研究人员并不多，一般为40-50人，最多不超过100人，但都非常精干高效，每位专家都在各自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很多研究专家都曾在政府机构担任过要职。智库还非常重视利用社会专家资源，采取各种措施引进各类国际组织官员、社会知名学者、退休官员，以及知名高校训练有素的年轻博士，以专家顾问等身份加入其研究团队。以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为例，该机构除拥有自身研究团队之外，还拥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各类个人会员2200余人，集体会员 220余个，以及由26位国际著名人士组成的顾问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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